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低潮期。中共开滦党组织和共产党员们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偃旗息鼓，而是在困难的环境下勇敢地坚持斗争，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本色。

1927年4月至7月，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先后背叛国民革命，随即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残酷镇压。据党的“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人26000人。这时期党内的一些不坚定分子纷纷脱党，党员数量从大革命高潮时的近6万人急遽减少到1万多人，中国革命进入低潮。在北方，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北方区委遭到破坏。面对如此紧张形势，中共唐山地委及时采取了应变措施，隐蔽了党员，暂时停止了党和工运活动，所以唐山和开滦的党组织并未受到损失，但暂时与上级党组织失掉了联系。

1927年8月1日，中共顺直省委在天津成立，担负起北方区党委的工作。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工农群众反击反革命的进攻。顺直省委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决定集中力量发动开滦工人大罢工，以支援玉田搞暴动。为此，还特派彭真同志来唐山工作，以加强领导力量。彭真同志来唐山时，带来了十几个干部，其中有几个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有的还当过团长。彭真等人到开滦矿区后，经唐山党组织介绍，与开滦唐山矿党支部书记孙玉良等接上了联系。孙玉良按照彭真的指示在唐山矿发动罢工，但由于当时正处革命低潮，罢工未能形成规模便遭到破坏。尽管开滦罢工未能发动起来，玉田农民大暴动还是在1927年10月18日爆发了。由开滦调到玉田工作的杨春霖担任了京东农民革命军的总司令。暴动中，2万多暴动的农会会员曾攻下玉田县城，但最后暴动失败，杨春霖等人壮烈牺牲。

1928年1月，为执行“八七”会议整顿党组织的任务，北方局负责人蔡和森亲自来唐山举办党员训练班。对开滦五矿和铁路基层支部的40多名党团员分4批进行了培训。其中仅唐山矿就有党支部书记孙玉良等十几名党员参加了培训。蔡和森、彭真亲自在训练班上讲课，使党员明确了今后如何更好地开展工作，这个训练班是唐山建党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对党团员进行教育培训，对唐山党组织坚持革命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8年底，国民党在开滦各矿建立了黄色工会，宣传“劳资合作”、“阶级调合”等，限制工人运动的开展。为了同黄色工会争夺工运领导权，1929年3月，中共顺直省委派干部到唐山，动员共产党员和赤色工会的骨干分子“参加到黄色工会里边去进行领导”，争取下层群众，打进上层领导，利用黄色工会的合法地位，争取工人阶级的利益。按照省委指示，经过党组织慎重审定，有一些共产党员，如唐山矿的李星昌、只奎元，赵各庄矿的邢殿甲、马登楹，马家沟的李树增等，都先后参加了黄色工会，有的担任了黄色工会的委员或执行委员。在国民党掀起的成立黄色工会的逆流中，共产党内那些党性不纯的党员，经不住风浪的考验，有的未经党组织批准，擅自参加了黄色工会，被开除出党。到1928年底，开滦五矿5个党支部仅有党员45人。虽然这时的党员比年初的党员人数有所减少，但经过整顿，加强了战斗力，在与黄色工会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29年9月，赵各庄党组织负责人刘成章率领工人推选的二三十人的算账代表，开展了对黄色工会的查账斗争，通过查账斗争，揭露了黄色工会委员贪污、挥霍的丑恶嘴脸，进而运用合法手段改选了黄色工会，当选者大都是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和骨干。新一届的黄色工会虽在形式上仍由国民党领导，而实际上共产党在其中控制着很大的一部分力量。

1929年10月，党在林西矿掀起了一次更大规模的反黄色工会的高潮，中共唐山市委和国民党市党部都派了人加强各自的斗争力量，但黄色工会终究抵不住工人代表的揭露，最后以改选工会，老委员落选的结果取得了反黄色工会斗争的胜利。

随着赵各庄和林西两矿反黄色工会斗争的胜利，扩大了党的影响，推动了矿区党组织和工运的发展。1930年4月，开滦东四矿有党员127人，是开滦建党以来发展最兴盛的时期。这年冬季，唐山市委分别在赵各庄和林西建立了两个区委，赵各庄区委书记王文正，组织委员刘成章；林西区委书记刘宁一。此后，各矿工运斗争进入了一个活跃期。但随着形势的好转，党内一直没有根除的“左”倾思想，在实际工作中又开始抬头。1930年后，中共唐山市委和共青团市委发表“敬告五矿工友”书，号召工人继续斗争，并提出了一些不顾客观实际的“左”的口号，如“捣毁消灭黄色工会”、“打死黄色委员”、“打倒国民党”等等。在这种状态下，反黄色工会斗争日趋激烈，一些党员和赤色工会会员的活动趋于公开化，从5月到10月，唐家庄矿工人曾三次捣毁黄色工会，并刺伤黄色委员，后来又张贴“捣毁公安局”的标语。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工运浪潮，国民党军队开始镇压，他们将刘成章等人逮捕，并要求矿务局配合，准备对工人全面镇压，轰轰烈烈的反对黄色工会的斗争最后失败了。反对黄色工会斗争的失败，虽是敌人镇压的结果，但它却是在“左”倾错误影响下造成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北陷入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全面危机，开滦矿区的党组织也遇到了严重困难。一方面是敌人加强了对矿区的反动统治，另一方面是被破坏的党组织尚未得到恢复。但上级党组织始终在关注着开滦矿区，“九·一八”事变后，省委先后派来5名同志，以开滦为重点，恢复已经被破坏的组织。从1932年1月开始，经刘宁一等同志的艰苦工作，在东矿区找到了31名党员，恢复了赵各庄、唐家庄、林西和马家沟4个矿的党支部，并以4矿党支部书记为基础，成立了五矿临时工作委员会。不久，唐山矿又恢复了一个支部。至此，五矿共有党员六七十人。3月，在赵各庄正式恢复了唐山市委，由赵各庄矿工人党员邓玉春任市委书记，刘宁一任组织部长。6月，刘宁一任市委书记。但这个时期，党内仍被“左倾”路线控制，开滦矿区的党组织由于被指令搞公开化的大型活动，一些党员和骨干暴露了身份，党组织屡遭破坏，工人运动也受到了严重影响。

1933年5月，中日双方签订了《塘沽协定》，冀东成为“非武装区”，开滦矿区形势更加复杂。这个时候，中共河北省委和全总河北办事处派黎玉、吴德同志先后来唐恢复组织，开辟工作。5月，新的唐山市委在林西成立，由黎玉任书记，负责东三矿工作，吴德任市工联党团书记，直接受全总河北办事处领导，负责市内工作。经过黎玉等人在林西、赵各庄等地活动，开滦党组织得到恢复。到1934年初，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林西、唐家庄、赵各庄建有支部4个，有党员22人。党组织依靠党员深入群众，联系群众，重点在同乡会中发展党的力量。当时党员在势力较大的大名同乡会中有很大影响，如曾参加过1922年大罢工的矿工杜均，经黎玉介绍入党后，积极在同乡会的工友中串联活动，并同包工斗争，为工友们争得了一些利益，以杜均为代表的共产党员掌握了大名同乡会的骨干力量，为发动斗争打下了群众基础。

1934年1月14日，马家沟矿失业工人要求复工，进而引发全矿罢工。矿方勾结保安队进行镇压，打死2人，重伤4人，造成马家沟矿“一·一四惨案”。马家沟惨案发生后，中共开滦党组织立即行动起来，发动全矿区工人罢工声援马矿工人。市委书记黎玉派林西矿的工人党员杜均到马家沟矿慰问工友，并在林西矿进行宣传，为罢工做准备，1月25日、26日，林西矿、唐家庄矿、赵各庄矿相继罢工，罢工人数达3万多人。中共中央得知开滦罢工的消息后，非常重视，于1月28日由中共中央和全总执行局联合发出了致河北省委及全总办事处党团的一封信，要求省委集中力量去领导这个罢工，使之扩大转变为唐山工人阶级反帝的总同盟罢工。按照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开滦的党组织抓住时机，先后又发动了唐山矿的2月斗争、3月斗争；唐家庄矿的4月斗争，并最终形成了五矿大罢工。

1934年为时3个月之久的五矿同盟大罢工，虽然由于英国资本家与当时国民党政府、日伪势力、国民党黄色工会相勾结，采取残酷的血腥镇压和威逼利诱等手段，最后使罢工遭到了破坏，但它却显示了开滦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同中外反动势力进行顽强斗争的革命精神。中共中央、全总执行局都对此次罢工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刘少奇同志在1934年苏区出版的《斗争》杂志上对此次罢工作过重要论述，刘少奇同志指出：“唐山5万矿工的总同盟罢工和英勇的血战，是中国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变，他与最近德国工人的巷战，奥工人进行的国内战争有同样重大的意义。它(唐山总罢工)说明中国正处在尖锐的革命形势之中，与工农红军在各个战线上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严重打击互相呼应……它更证明给全国反帝反国民党的革命民众看，帝国主义资本家和国民党政府并不是不可战胜的东西，《塘沽协定》并不是不可撕毁的东西。它给全国民众以反帝反国民党斗争胜利的信心，推动他们起来斗争。”

纵观大革命失败后到抗日战争前这一历史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开滦党组织在革命低潮阶段，仍然以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勇敢地坚持斗争。革命低潮时期不仅能考验一个共产党员的意志品质，也能检验一个党组织的战斗力。在这个时期，开滦党组织曾数次遭到破坏，除少数变节分子脱党外，大多数党员都勇敢地坚持下来。他们在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无人领导的情况下，自觉地带领工人群众，开展一些维护工人利益的斗争。如1932年1月底，开滦工人爆发的为争取年关花红的五矿大罢工就是由一些与组织失掉联系的共产党员领导开展起来的。这次斗争是自1922年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以来，一次特别剧烈的五矿工人联合斗争。对这次罢工，河北省委予以了很高评价，说这次斗争是在开滦失去了党的组织情况下工人自己组织起来的。领导这次罢工斗争的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是自己制定斗争目标，提出斗争策略，并且将提出的目标变成开滦几万矿工的统一行动。这次斗争规模大，士气足，斗争的方法步骤组织严密，把资本家斗争的狼狈不堪，不得不答应工人的要求。1月争取花红斗争的胜利，证明党在开滦的多年发展和工作，已经培养了一批骨干队伍。没有这批骨干，在失去党组织的情况下，是不会组织起来的，即使组织起来，也不会取得胜利。再如1934年的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当时领导这次罢工的虽说有唐山市委和唐山市工联两个系统，但组织基础不巩固，力量也不强。而矿区内部却是黄色工会、汉奸工会、日伪势力、矿局资本家、矿区军警相互勾结共同对付共产党影响下的罢工群众。但矿工们在白色恐怖下不屈服，在三次流血惨案面前不退缩，他们甚至采取了猛烈的暴力手段，停止了锅炉房、电台、水泵房等重要工作，武装把守矿厂和井口，控制电讯设备，使资本家在经济上受到巨大损失，不得不答应工人要求的部分条件。由于这次罢工斗争激烈而持久，使敌人大为震惊，他们把注意力转到开滦矿区，向矿区增派大量“保安队”武装，甚至连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国民党党政要人也不得不加以干预，从而牵制了敌人的力量，阻挠和推延了蒋介石将东北军全部南调的计划，给予了苏维埃红军以有力的援助。

如何认识和评价在革命低潮时自觉坚持斗争的矿区的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们呢?首先要看到他们的信念是十分坚定的。这些矿工出身的共产党员，在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在革命前途仿佛已变得十分黯淡的艰难时刻，要始终如一地对自己的信念毫不动摇，迎着狂风恶浪坚持斗争，并不是容易的。但开滦的共产党员却表现了这种可贵的大无畏品格。其次要看到他们有强烈的组织观念。当上级党组织在革命低潮时期派人来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立即聚合在党组织周围，服从组织的安排和决定。再次要看到他们勇敢的牺牲精神。在革命低潮时，是最容易被捕乃至牺牲的，但他们并没有把个人的暴露和牺牲看得很重，无论是在反黄色工会的斗争中，还是在争取花红的斗争中，特别是在1934年长达3个月的五矿大罢工中，一批共产党员勇敢地冲上了公开斗争的第一线，正是他们的勇敢和不怕牺牲，才团结和影响了大多数矿工，使共产党在工人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力，使工人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杨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