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 年3 月份，三位带有国务院办公厅介绍信的新华社记者来到了开滦。 在那几年，新华社记者没少来开滦，没少报道开滦， 有的还长驻开滦。因为那时候，开滦是工业学大庆的一面红旗，在全国曾掀起“学大庆，赶开滦”的活动热潮。在“文革”期间，开滦非但没有停工、停产，而且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了原煤产量比设计能力翻一番，1975 年原煤产量达到了2563 万吨。对开滦为国民经济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周总理曾这样表彰开滦：“出了力，救了急，立了功”。 我那时候在开滦写作组工作，时常接待新华社、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中央媒体的记者，并和他们一起采写稿件。而这次来的这三位，却没有报道任务，听说介绍信上只写明：体验生活，为期一年。我们都知道，新华社记者有两大使命，一是公开的新闻报道，二是给中央领导提供“内参”。他们来开滦的目的就是介绍信中写的吗？当时我们很是不解。 这三位记者之中，年龄最大的李延年，50 多岁，中等个儿，偏瘦，近视镜后的目光总是炯炯有神。最小的王大军，30 来岁，高个子，白净脸，腰板挺拔，一笑露出小虎牙。居中的汪彩玉，不到40 岁，个头儿在3 人中也是居中，说话细声细语的。 这样“老中青”相搭配的一组，又没有报道任务，我感到很新奇。在给他们安排食宿时，开滦人员犯了难。他们不去专门接待外宾、贵宾，洋房子建筑的第二招待所；不去唐山市内最高、规模最大、8 层楼的第三招待所；也不去三层楼下有机关食堂的第一招待所，硬是住进了唐山矿的职工宿舍楼。洗澡要到容纳几百人洗浴的职工大澡堂子。他们买了饭票、菜票，在矿职工大食堂排队、打饭，坐条凳，和工人一起围在饭桌上用餐。 一开始我很少和他们接触，知道他们的活动自行安排。进入7 月下旬，他们要求去东矿，领导派我陪着他们，提供服务。究竟去东矿区境内的开滦各矿干什么，我遵循的原则是“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只是负责电话通知要去的单位，还负责要车或领着他们坐公交。那时候开滦局机关只有3 部小轿车，机关人员下矿都是坐唐山到古冶的公交车。 7 月25 日凌晨一两点钟，我被一种声音惊醒。我们4 人住在吕家坨矿招待所三层。只听王大军大声说：“要地震！”我打开纱窗，看着窗外，天空浓云一块一块的，橘红、淡蓝色微弱的光在滚动的云块缝隙中一闪一闪的，雷声就像开了锅的水声咕嘟咕嘟的。从没遇到过这种景象，看着听着都瘆得慌。我说：“哪儿是要地震啊，要下雨了。” 老李也到窗前看了看，说：“没事的，睡觉吧。”王大军和我说，老李经受过震惊世界的智利大地震，接受过国务院的慰问电，可有经验了。我们躺下不一会儿雨就下了起来。 7 月27 日，我们在林西矿。汪彩玉因有什么任务自己坐公交车回了市里。晚饭后，在这里采访的写作组老同志司继志，领着我们去了矿党委书记孟德聪家。天气出奇地闷热，我们吃着西瓜，扇着扇子，有说有笑地聊天，当然也免不了谈及矿上的情况。老李和大军没有像记者采访那样掏出本本记录。夜深了，还没有一丝丝凉意，我们溜溜达达回到了矿招待所。上了三楼各自回了房间，老李、大军一屋，我和老司在隔壁一屋。天太热，汗不断，很难入睡，老司我俩就闲聊天。大概在两点多钟，我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突然惊醒，整个楼在摇晃、颠簸。我也不知道怎么下的床，左手紧攥床头栏杆，右手撑着窗台，身子随楼震颤。突然西面传来一声巨响，紧接着又一声，惊天动地， 震耳欲聋，惊恐之中又增添了惊恐。我闪过一个念头：苏修扔炸弹了！（后来知道是电厂的发电设备爆炸声）老司喊了一声：“地震了，快跑！”楼颠稍轻一点，我来不及穿外衣就冲出了门，到隔壁大叫着：“老李、大军快跑！”只见老李衣着整齐，正对着镜子扣中山装的领钩。我又喊了一声，见他还在扣，就跑下了楼。 招待所院内满是穿戴不整的人，也许是惊魂未定，没有什么说话声。院墙高高立着，大门紧锁，人们好像是在等待值班人员来开门。我一情急，爬上铁门翻越而出，一些人也和我一样翻了出来。老李、大军我们在招待所东边高尔夫球场的巨幅毛主席像下相聚了，商量着怎么办。我隐隐约约看见广场上黑压压一片全是人，四周的工房倒塌了。 天大亮了。我们在倒塌的工房区中加入到扒人救人的行列。我匍匐着身子，在横七竖八的梁檩下，扒捡砖石向前掏着洞。因为担心余震，当地的三个中年男子和我轮换作业，扒出的通道很窄只能一个人爬进爬出。这时 ，大军在外说：“小魏，老李叫咱们呢？”我这时候已经透过间隙看见了那个人的头顶，留着寸头，知道他可能是个小伙子。房梁斜压着，塞满了砖石，再往前打通很难很难。那个小伙子在不停地喊叫。我对他说：“别叫了，别动了，在救你呢，坚持住。”他不叫了，传来的是粗粗的喘息声。我爬着退了出来，这时候洞口已经扩大了，一个人替换我又爬了进去。 老李站在废墟上，衣服上沾满了灰尘。他擦拭完眼镜，说：“咱们去找矿党委吧，看看有什么任务。” 路过矿招待所，只见东西条形的4 层大楼，顶层东北角塌了一大部分。我们的衣物还在3 楼的房间里，我想上去取。老司、老李说啥也不让，他们怕是再来余震，大楼倒塌。拗不过，我和大军极速跑上了楼，他俩给我俩观敌料阵。我跑出楼时真是上气不接下气，几乎晕倒。大军就不像我那样。 几经打听，我们在高道子找到了正在指挥救人的矿党委书记孟德聪，还有几位矿领导，那里就是新成立的指挥部。孟书记面对倒塌的更衣室休息室说：“现在当务之急是救人，这里已组织了救人抢险队，不缺你们几个人手，你们干你们的事去吧。”大军和我按着老李的分派离开了矿里。 林西矿坐落在东矿区委、区革委所在地，与之相毗邻有开滦机电厂、发电厂以及开滦煤校。这里是东矿区最繁华、人口最密集的区域。此时我们看到的却没有了往日的景象，而是房倒屋塌，废墟连着废墟，灰头土脸的人们在废墟上忙忙碌碌。 王大军不时地在小本子上记录着。我看了一眼，见第一行写着“新华社唐山7月28日电”。我很疑惑，以往和新华社记者写稿时，总是在消息开头第一行顶格写“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都以分社驻各省市自治区首府为发稿地，也表明是哪个分社发的稿。我就问王大军，他说：“现在发生重特大事件，就以当地发稿。”我俩走在被乱石杂物侵占的窄窄的街道上，见一个个行人都面无表情，眼神直勾勾的，匆匆赶路。问询着来来往往的人们，我们知道了开滦的赵各庄矿、唐家庄矿、吕家坨矿、范各庄矿，还有附近的村镇都遭受了地震。对所见所闻，王大军快速地记录着，我在一旁作补充。 在路边一处四面都是废墟、很小一块空地的小院子里，三个大人两个孩子，有的坐在石头上，有的盖着被躺着。院子的中央码好的砖台上放着毛主席半身瓷像，半导体收音机在播放着新闻。一个中年男子向我们走来，“你们是北京来的吗，北京咋样啊？毛主席咋样？”“你们是大夫吧，有药吗？”一连串地问我们，表情是又惊又喜。可能是这来来往往的人中，就王大军和我衣着整齐。他是白汗衫蓝裤子，我也是白汗衫蓝裤子，我俩还都把上衣下摆抽在了裤腰里。在他们眼里，我俩就不是从地震中爬出来的人，准是北京来的。他们哪里会知道，我俩是冒着风险跑回招待所拿了衣服穿好的。我指着王大军对他说：“他是新华社的，也震在了咱们这儿，现在他在了解地震情况。”我们说明了情况，他很失望。离开那个小院子，大军不停地在本子上写着，嘴里叨咕着“药品，药品”。 回到矿临时指挥部，大概有九、十点钟了。我看见了公安处的小边，他光着膀子，穿着短裤头，趿拉着一双黑色偏带塑料鞋，裤带上系着红绸子包着的小手枪。他是骑摩托车到东矿区开滦所属各单位，来传达开滦党委“各自为战，抗震救灾”指示的。 因为通讯设备震毁，线路中断，只能采取这种最原始也最快捷的信息传递方式。从他那里我们知道了，唐山平了，越往这边来灾情越轻。林西都震成了这个样子还算轻？看着身边一个个被扒出来的女工，平放在两根铁轨中间，有的在呻吟，有的好像死去般的一动不动。我们几个心情更加沉重。老司我俩的家都在市里，这时才想起了家，担心着亲人的安危。唐山矿平了，我们更担心昨天回唐山的汪彩玉。 我们好长一段时间沉默无语，呆呆地坐在一起。最后一商量：回唐山！和孟书记打过招呼后，我们就上路了。可是公交车不通，怎么回？ 前边有一队人也好像是在赶路，我追过去一看，都是局机关的。因为那时候为了夺高产，局里组织了机关干部大下，分赴各矿，支援采煤一线。我见一名生产处的老处长，50 出头了，穿着下井那身工作服，脚蹬长筒胶靴，拄着根荆巴棍儿，脸上还沾着煤屑。我问：“老处长，你们这是去哪儿啊？”他边走边说：“回唐山，没办法，只能走着回去了。”这些人都是上的夜班。地震了断电断风，他们从采煤工作面走到大巷，凭着头顶上的矿灯照明，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好几里路到了井口。大罐停了，不能把人提升到地面。他们又和上井的职工一道，沿着几千米又陡又滑的马路眼儿，安全出井。马路眼儿是人行道的俗称，是连接井下巷道和地面的安全通道，砖砌的台阶，不到万不得已，是没人走它的。林西到唐山市内有60来里地，死热荒天的，干了一班活儿，又空着肚子，穿着井下做窑的那身装束，走回去，多难啊。 我们4 人也加入了步行回唐山的队伍。路过开滦机电厂，几名厂领导正在大门口（这也是厂的临时指挥部吧），其中一个招呼着：“邓书记，你们这是干啥去？” 一行人中有开滦党委副书记邓春暖，他带队机关干部大下，也是从井下工作面爬上来的。邓书记回应说“回唐山”。那位厂领导说：“穿着这身窑衣，路那么远，走得了吗，那得啥时候到家呀？”这时候，一位40 来岁的男职工说：“邓书记，我开车，送你们回去！”随后他请示完厂领导，跑着上了停在一处空地的大卡车，开了出来。 卡车在厂门口路边还没停稳，人们纷纷攀爬。大军帮着老李，我帮着老司爬上了车。不一会儿，车斗里几乎都站满了。 205 国道是东矿区通往市里的主干道，路宽10 多米，柏油路面。现在行驶在上面，可不同往日了。有的路段裂开，有的路段塌陷，有的路段坑坑洼洼。我们的车时而平稳直行，时而绕路，时而摇晃，时而大幅度颠簸。我担心老李吃不消，挤了个地方让他坐下，他就是不肯，王大军贴身护着他。大概行驶到帅甲河附近，车不走了，前方也停着几辆卡车。司机师傅查看了一番后跑了回来，说：“前段路塌了一半，咱们掉不了头，只能跟着前边的车走，大家可要站好了。”车又缓缓前行。我看见路面垮塌了，右侧坑里翻着一辆拖拉机。前面的大卡车一点一点地前进着。两副后车轮一侧都是两个轮胎，左侧两胎多一半轧着路面，而右侧的两个胎，外胎却悬空。 我们的车跟在它后面，我的心揪着，堵在了嗓子眼儿。车缓缓的，比步行都慢。这段路也就10 来米，可我觉得是那样的漫长。终于安全过来了，车上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对司机的高超驾驶技术赞不绝口。 车行一路，我们看了一路灾情，越接近市里，震情越惨不忍睹。我看老李和大军眉头紧锁，面色凝重，不时露出吃惊更吃惊的眼神。 陡河是唐山的母亲河，自北向南傍市而过。进市里有两座公路桥，胜利桥断了，只能绕行钢厂桥，车行至钢厂桥头停下了。司机对大家说：“就到这儿吧，里边的路更不好走，我还得赶回厂里。”下车后，我说：“我家就在东边，我先回家看看。”“去吧，但愿没事。我把老李、大军送到唐山矿也回家看看，明天咱们再到单位。”老司说完，我和老李、大军握手道别。 天渐渐黑下来了，我和岳父、妻弟在新市区的西部找到了可以埋人的一片土地。我心里滴着血，哭干的眼里噙着泪，嘴里苦涩苦涩的，四肢没有了力气，身子几近虚脱，用了很长时间，一锹一锹地掩埋了结婚不足半年、已有4 个月身孕的妻子和她的母亲、堂妹。 第二天也就是7 月29 日上午，我来到了开滦煤矿机关。办公楼全部倒塌，空地上支着三个绿色帐篷，一个帐篷前立着块木牌，上写着“开滦煤矿抗震救灾指挥部”。我向工作人员报了到。他说：“家里有事回去吧，每天来报个到。”我得知了老李、汪彩玉、王大军他们去了飞机场，那里是省市的抗震救灾指挥部，记者都集中在了那里。后来我听到了惨痛的消息：我们写作组组长杜宗良夫妇遇难，老司妻子遇难，小王父母双亡…… 我们所担心的汪彩玉却毫发无损。老李、大军他们三人住在唐山矿职工宿舍楼三层南面的一间屋子，老李和大军的床在南窗两侧，彩玉睡在把北门口的床上。地震时，彩玉被颠醒了，睁眼一看惊呆了。南面透了天，住室塌掉了一半，那两张床早已无影无踪。他从北面空隙中爬出，顺着半塌的楼道逃了出来。如果老李、大军也回唐山，如果彩玉睡在南边床上，那就不可想象了。汪彩玉脱险后，立即投入了新闻采访工作。单枪匹马，独自一人，查看灾情，了解各方面情况，在飞机场向北京发出了第一篇报道唐山大地震的消息。 后来，老李、彩玉、大军和我们住在木板房，吃在大食堂，经常见面。虽然我没再陪同他们，但彼此的情谊更加深厚。在我们中传颂着奶粉的故事。写作组的郑锦铨从塌房中扒出了二儿子。那时候刚刚7 个月大，他妈妈又没了奶，空投下来的食品，这么小的孩子哪儿吃得了？总饿得啼哭。老李就把从北京带来的奶粉全都给了老郑。老郑常说，是老李的奶粉救了儿子的命。这件事深深感动着我们开滦人。 1977 年初，三记者接到了通知，提前结束了任务，要返回北京。我们写作组举行了既简朴又隆重的欢送仪式。开滦派车，党委副书记王永武专程相送，并向新华社领导递交了开滦党委对李延年、汪彩玉、王大军三同志的表扬信。 在繁花盛开的季节，我们写作组先后接到了两封热情洋溢的海外来信。一封来自古巴，一封来自日本。从开滦回京后，三记者投入了新的工作。李延年留在总社，汪彩玉被派往哈瓦那分社，王大军被派往东京分社。 （魏国臻） |